中国首张藏书票
藏书票起源于欧洲，大约在15世纪中叶。现存最古老的两张藏书票《刺猬》和《天使有徽章》都没有明确规定年会，但专家公认制作年代应该在1470年左右。具体哪个更快还不确定。初期的藏书票主要以徽章图案为主，19世纪以后，随着个人藏书规模的扩大和大众的审美意识的变化，藏书票的艺术性不断加强，以功能性为主，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和收藏。藏书票的功能性主要是表明书籍的归属性，我国传统上通过藏书印实现了这个功能。文人学家往往自行设计制作各种精巧的藏书印，印文的内容也可以归为说明书，也可以体现藏家的宗旨和藏书观（这方面的实例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范景中老师的《藏书铭印记》一文）藏书票在我国一直不受藏书界的重视。到了1930年代，通过介绍和推荐受欧美和日本风潮影响的新知识阶层，藏书票真的进入了国人的视野。
根据现在的文献资料，在我国最早公开藏书票艺术，首先使用私人藏书票的是有名的作家叶灵凤。1933年12月，叶灵凤在《现代》杂志第4卷第2号上发表了《藏书票之话》。这个介绍了我国最初的海外藏书票艺术，提倡了国人的藏书票的创作和使用专文。同时，还设计制作了现在广为人知的中国人首张藏书票“灵凤藏书”。因为没有见过实物，所以无法判断这张票的材质和制作方法。但是叶灵凤先生之后自己想起来，这个藏书的票他“印刷了几千张”（参照叶灵凤）和“藏书票与我”），基本上这个藏书的票不是木刻和铜版的手拓。当时制作量很多，但是经过战乱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多，很珍贵。另外一张初期的国人藏书票是有名的剧作家宋春舫的《褐木庐藏书》，具体的年代不明，宋春舫先生1931年设立褐木庐（1932年宋春舫先生《褐木庐藏戏曲书写目自序》），1938年去世，所以这张票的制作年代也一定是这8年中的一个。另外，据唐弢先生说，郁达夫藏书的票也用过，但是无法看到传世的实物，也没有其他的证据，只能暂时留下。
『现代版画』第9话『藏书票特辑』
我国初期的藏书票最重要的出版物和实物，一定是1935年5月15日出版的《现代版画》第9集《藏书票特辑》。这个特集是我国版画家自发从事藏书票的设计和制作的开端，在中国藏书票史和现代版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是，这本书当时只印刷了80部，经过长年的战乱，存续极为少。因为大部分藏书票的爱好者都没有见过实物，所以也有误认为是在欺骗他人。例如，在王坚先生的“李桦和广州现代版画会”上，“1935年5月的《现代版画》第9话里加入了《藏书票特辑》，发表了李桦先生和其他5位会员的藏书票作品12张。”。（『粤海风』2017年第5期）实际上，这个特集里没有李桦的藏书票作品，刘宪、潘业、陈仲纲、张在民、潘昭、赖少其、唐英伟7人藏书票11张。笔者正好隐藏了这个特集，在这里向藏书票爱好者简单介绍一下。
1934年6月，李桦先生在广州成立现代版画会，带领一部分学生进行版画创作。除了李桦先生以外，相对活跃的作者是赖少其、刘宪、唐英伟、陈仲纲、潘业等。这个团体都是年轻人，老师李桦先生当时也只不过二十七岁。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进步倾向，作品关心时代和社会民生，充满活力。这个团体一共只存在了3年，仅仅3年就组织了好几次展览会，创作并出版了包括18话有名的《现代版画》在内的很多作品。第1期是机械印刷，除了出版了500册外，其余部分用木刻手工制作，用手工制作的纸精印，出版了50~100册。现在也像星风一样稀少地被传达，现在被知道的只有鲁迅博物馆18话被隐藏。其中第九集《藏书票特辑》，共收14位作者十九帧版画作品，包括封面和封底各框，以及日本版画家材料治朝鸣作品的一帧。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是版画作品，其中有李桦、发薪日、赖少其、胡其藻、红十字旗下等优秀的作品。后半部分是藏书票特辑，共计11帧的作品。分别是刘宪、三帧、潘业、陈仲纲1帧、张在民2帧、潘昭1帧、赖少其2帧、唐英伟1帧。这11帧的作品也有具体的时间，刻有我国版画家画的最初的藏书票。这些藏书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初期木刻的稚拙愤怒，兼具艺术性和时代性。例如，其中的潘业藏书票，利用民间的砖块雕刻那样的创作手法，表现了某读者走着的时候也拿着书读的画面，后面有小狗，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虽然艺术手法看起来还很幼稚，但很难获得其中的活力和浓厚的民族风格。唐英伟的作品通过强有力的刀法和强烈的画面对比，创造出读书思考的青年形象，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赖少其“3个对话”
刘宪藏书票
潘业藏书票
这里也讨论一下藏书票界广为人知的“关祖章藏书票”，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人使用的第一张藏书票，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充分的证据。在这里提出几个疑问，和大家一起讨论。
这张藏书票是台湾的吴兴文老师最先说的文介绍，在像《国人最初使用的藏书票》（参照云南人民出版史《书痴闲话》）这样的很多著作中叙述了这张票。吴先生详细说明了发现该藏书票的过程。藏书票藏书票的画面上，四角头巾的涂鸦学生正在寻找资料。他的后方架着书和卷轴，右上角的书箱打开，烛台架着，前方周围散乱着古籍，左下角包着准备郊游的剑。这本书的门上写着“关祖章隐藏在美国纽约州特洛伊城第8街177号、伦勒斯工艺学校、1914年9月26日”。
藏书的车票贴在书上有4个重要时刻，我分别称呼abcd。a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b是藏家收藏这本书的时间，c是藏家制作这本藏书的票的时间，d是藏家在这本书上贴票的时间。显然，四个时间的关系是：
a比b早，b比d早，同时c比d早。但是ab和c的前后关系很难确定。如果d的具体时间没有明确记载的话，很难断定，只能判断前后顺序和大致的时间段。
具体来说，吴兴文先生得到的这本书可以简单地确定a是1913年，b是1914年9月26日。吴文中由于明确指出该藏书时间记录不是写在藏书票上，而是写在书的“扉页”上，所以c和d的具体时间未确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可以办藏书票（时间c），明年春节时（时间d）可以把它贴在我十几年前（时间b）买的古籍上，这个古籍在明代（时间a）出版，有400多年的历史。很明显关于“关祖章藏书票”，得出了关祖章先生1914年9月26日以后的某一天应该贴在这本书上的结论。根据相关资料，关祖章先生以“文革”去世，这是理论上该藏书票使用的下限。当然，考虑到政治因素，“文革”开始后关祖章先生使用这张藏书票的可能性很低。仅仅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和入藏时间，就被认为是中国人首次的藏书票，1910年代吴兴文就规定“这个藏书票是在他留美时代使用的”，这一点一定不严密。关于藏书票的很多书也在持续着类似的逻辑性错误。例如上海科技教育出版史的《纸上宝石：藏书票的收藏投资》中“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举办《馆藏西洋图书藏书票展》的时候，1997年末，北京某旧书店淘得一册杰克伦敦的《阶级的战争》于1905年出版，门上贴着关祖章藏书票一张，吴兴文被发现的和国家图书馆的展览一模一样。根据书籍出版年代票主使用藏书券的时间推算，中国人最初使用藏书券的历史在几年前就可以提出来，可能是1905-1910年间”。这个推测更加不合理，关祖章先生生于1896年，1905-1910年出生的这个期间还不是成年人，几乎没有持有自己专用的藏书票的可能性。1896年出版，如果发现持有该藏书票关祖章的藏书，就必须基于这样的逻辑来考虑关祖章先生是不是拿着藏书票出生的。
现在已知的关祖章先生综合一生的资料和藏书的状况，这个藏书票的制作和使用时间还没有确定。藏书票收集界希望大家代替理论和证据，更加慎重地处理所谓的“第一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