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初制定五年计划的依据
作者：马雅
出典《财经》
图1：父亲马洪晚年
大风起兮云飞扬那是风云时代。现在风停了，海浪停了，爸爸也去了。
父亲马洪、山西定襄人、译名牛仁权、别名牛黄，意为牛中的黄，代表他一生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到最后的宗旨。马洪）这个名字是延安时代的主管组织部门陈云起的，日后会派遣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准备。
父亲小时候虽然有天资，但是因为家里穷没能去学校，所以只能打扫村里的学校，维持家庭生计。有一次，学校的老师发现学生们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查了一下，发现是从打扫庭院的孩子手里拿出来的，于是允许他进屋旁听，父亲得到了上小学的机会。13岁时被该校聘为教师，开始独立工作，协助当地著名绅士民族牛诚修的修订定襄县志。
从那时起，父亲不仅自学了中学的课程程，还读了很多书，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36年初，介绍了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的作文，进入同蒲铁路车务员训练班，从事过各种铁路职员的工作。这个经验，成为了今后研究管理现代木匠业和产业构造，与那个终身结缘的起点。
父亲小时候，我奶奶给了他最大的爱。她每天（0天不亮）为父亲烧水做饭，站在十字路口送他到学校。然后父亲赶到延安，音信不通，奶奶很担心，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出门前，每天晚上都在家拍照片，挣钱养活父母。几年后，我上小学读了《少年笔耕》，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通过和家乡的亲戚们聊天，我才知道爸爸以前的事，也知道爸爸对我奶奶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只有我亲眼看到父亲经历了坎坷的经历没有离开队伍，才领悟到他当时毅然决然地离家投身革命的精神。
图2
图3
1936年，父亲去了太原同蒲路（图2）。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国情危难。“牺盟会”（山西爱国牺牲同盟会）是共产党指导的周边组织。包括父亲和其他爱国青年、工人和学生在内，为了抗日救国参加了“牺盟会”，参加了总工会的设立，1937年成立了“同蒲路总工会”（图3）。1937年，父亲和侯马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和阎锡山交涉后不久，和同会的游云和游军的姐妹变得亲密，和游军建立了恋爱关系。游军出身于商人家庭，喜欢文学，总是一个人躲在家里的阁楼里看小说，多愁善感。
图4：父亲和代表同蒲铁路总工会正在交涉阎锡山
30多年后，到了文革初期，我也喜欢读外国的古典，有时会伤害社会，父亲告诫我，所以说了古老的事情。1937年父亲和游氏姐妹一样去延安。父亲出身贫寒，也参加过工运根红苗正，是组织上重要的培养对象。因为游击队“成分不好”，所以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感情”，被组织地认为和父亲“不相称”。之后，她和被统战的地方军阀结婚，不久就因抑郁症而死了。我记得我们的日常年有一棵绿细云竹，爸爸总是自己给它轻轻浇水。我妹妹的名字也很开心ūn）。
图5:农村调查队、张闻天（右4）、马洪（右5）、米脂、1942年
父亲在延安学习后，成为了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的研究员和学术秘书。当时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很多，邓力群是北大学生，宋平是清华学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我父亲没有他们那样的学历，但是他很努力学习，特别重视从实践中学习。1942年，父亲跟随张闻天到边区的米脂杨家沟进行了一年以上的社会调查，为他日后进行一系列的经济社会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图6:张闻天（右4）、马洪（右3）、黄河渡口、1942年
东北解放是共产党从传统农村向现代工业的转换点。毛泽东远远望去，帝俄罗斯和日本很早就瞄准了留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工业遗产。所以抗战胜利后，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半被派遣到东北，陈云、李富春等，准备建设根据地。当时共产党进入东北的部队是从各抗日部队中选拔出来的，不是从山上来的。先入关的部队收容了很多伪军和留任者。像这样，军事斗争的曲折和经济活动的复杂交错着。
图7:马洪热河省平泉县长（前排中）、1946年
因此，党内在固守大城市、以农村为根据地、如何处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遗产和人员等问题上意见分歧。加上国民党军在美国的帮助下占领了东北大城市后，大量编造的伪军反水给共产党在东北的扎根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形势发展的结果，领导人交替了。最初担任东北军政的首脑彭真，后来被林彪和高岗取代了。父亲在东北工作的时候，在高岗的指导下主管工业。这可能是后来被卷入高饶事件的原因之一。
图8:马洪热河省宁城县委书记（右2）、1947年
东北解放后，我家刚从热河沈阳东北局满1岁。三四岁左右的时候，我稍微记得当时的两三件事。应该给干部放映了内部电影。同声翻译，在前苏联爱国主义的历史电影中，库图佐夫扮演了怎样的大战拿破仑。父亲对我说。拿破仑是大英雄。我当时说了几个外国人的名字。例如列宁、斯大林、但是拿破仑听起来和其他人不一样，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图9：我和父母在沈阳时的照片是1949年五一节拍的。
那时，父亲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加了最初的5年计划的制定。由于解放初期工业的落后，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当时党内主管第一代工业的领导，急于追求建设速度的加快，憎恨“成功”。那个“突进”的程度无法相信苏联的专家们。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状态，恐怕在之后的“大跃进”中埋下了伏笔吧。
图10:马洪（右1）伴随东北视察高岗1951年
图11：父亲国家计委工作初期，在云南石林
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父亲和母亲把我送到北海幼儿园。当时于院长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因为是供给制，所以带去我家的衣服都还回来了，所以我也想和还回来的衣服一起和父母一起回家。爸爸知道我不想让他们去，带我第一次去北海公园溜达。那个是晴天，风在吹，很冷。父亲戴着鸭舌帽，身穿深蓝色大衣，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柳树在他身后的春风中飞舞。清清楚楚我记得他站在那里，个子很高，长得很高。
图12：父母在上海黄浦江边，高岗事件的前夜，1953年
图13:和父母在马雅，北海幼儿园，高岗事件中，1954年
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是在苏美争夺霸权的间隙中艰苦地生活着。毛泽东想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但这并不容易。1954年，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中，对于党内未来发展战略的不同意见在解放后首次变成#34。有路线斗争军队背景的干部批判了来自白区的干部的“太右”，脱离工人和农民群众，依靠资产阶级。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对决的结局是倾向#34。左#34；的高岗、饶漱石成为#34。反党联合父亲被定为“高饶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
父亲事故后，被分配到副社长，暂时不能回家。他住在一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窗帘把房间隔开了一半。里面放着硬板床，外面放着桌子，上面堆满了书和报纸。我去工地看了他。他怕我无聊，借了很多小人的书。于是，他读了他的文件，我读了我的小人书，几个小时的探病时间就过了。之后，我迅速升级，开始阅读这些名著的正本。
父亲在公司期间，在单位组织去了周口店。爸爸和我还有十几个人站在小卡车后面，很拥挤，加上百里左右的山道的摇晃，我在路上吐了好几次。通过这次参观，我知道我们中国50万年前有一只类人猿。
1956年，父亲被调到薄一波政策研究室，主持工作，但是没有正式的头衔，应该是“戴着帽子继续使用”的干部吧。以前在东北局和之后国家计委一样，从清华、北大、上海交大、复旦中选择优秀的学生，在他手下工作。有一天，一个瘦个子高，文弱的学生一样的青年被父亲请在家里吃了便当。饭后，那个青年带我去机关礼堂看了电影。他对我说，他的名字叫王笃，我不知道“笃”字怎么写，他一笔一画认真地在我手心上给我写看看。后来我问他王叔叔，父亲说他已经调动工作了。文革那么，爸爸告诉了我。王笃被“反右”打右派，被分配到兴安岭劳改，大树倒下，把他压死了。那一年得到父亲的认可，被提携的新秀，被很多人牵连，影响了晋升。但是朱镕基是幸运之一。
图14:家庭照片（我和父亲的母亲、爷爷牛梦月、妹妹马怡、妹妹马筠、弟弟马佳、北京三里河计委托宿舍131号门楼前、1959年10月1日
1960年代初，每年召开计划会议的时候，父亲住在北京酒店，住在附近的人民大会堂，经常被参加文艺节目的干部欣赏。爸爸工作很忙，很少去看戏，所以票自然落在我手里了。马连良、荀慧生、谭富英等名旦名演员的看家剧都听腻了。虽然没有成为粉丝，但是像“二进宫”“将相和”“宇宙锋”这样的传统戏剧确实让我见识到了。
然后在北京音乐厅有合唱和交响乐。我一开始没有兴趣。爸爸忠告我要接触不同的文化。没想到后来我就养成了听西洋古典音乐的习惯。父亲这样开放的心理状态，不满足于墨守现存体制的规则，从那时开始考虑全面继承苏联经验的弊端，开始探讨。
同一时期，父亲经常去杂志社邓力群，聊天和游泳。有时，两个人去琉璃工厂的书店买了旧书，大概是清末民的第一本杂书，然后在文革中抄家的时候就散落了。当时，父亲时常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的杂志上写社论，每次收稿费15元或20元，就和党内其他几位秀才的“笔棒”一起下了餐厅。那个是很困难的时期。在我的记忆中，他的业余爱好只有读书和游泳。
在3年的困难时期，父亲接受了李富春的委托，蹲了1年左右北京第一机床厂，积累了经验，写了《工业70条》的草案，为后来党和政府过渡时期的“调整、充实、提高”的政策方针提供了根据。据说临终的枕边，排列着一些损坏了的“工业七十条”。父亲带我去了机床厂，告诉我，将来不去大学的话，就可以下工厂当工人。文革中学校都被关闭了，是我的家庭条件，留城进厂不够，去乡下插队了。
1964年前后，在北戴河的政府工作会议上，曾在东北担任要职的党内领导人因撞到父亲而愤怒地扔了门。之后，他要求薄一波离开父亲经委。当时，父亲主持《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的编纂。在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下，父亲突发性地严重腰肌劳损，卧床不起很难起床。我已经记事了，每天十年来中青年干部到家，坐在床前，听爸爸的口述，他们记得做了记录。经过几个月，才完成了任务。
书完成后，父亲离开了经委。那个要人坚持把他分配给地方，经过薄一波、谷牧的沟通，才留在北京，派化学工业部北京的设计院工作。《企业管理》发表后，成为了我国当时企业管理的方针。之后，在俄罗斯英文被海外出版了。
图15:家庭照片（包括祖母陈普兰在内，母亲陈伯林从学校毕业）是在孩子上山、乡下、父亲放生到地方之前，在北京1969年拍摄的。
1966年，文革来了，因为最初大众不知道议长整理刘少奇的意义，所以像父亲一样抓住“有问题”的干部进行战斗。由于种种人格上的侮辱，父亲无法接受。在经委继承了我父亲的职务梅行是父亲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有士大夫的风骨，又有侠肝义胆，能为知己将刀插在两边。他不断地为爸爸支撑着呼吸，首先带他去附近的回民小餐厅填饱肚子，然后用力，两个人一起上了舞台迎接了批斗。之后梅行因为死保的朋友田家英毛主席的秘书），被关在政治要犯监狱秦城，关了10年。
1970年，我插队的时候，去山西程的家探望了父亲。他当时和工作单位一起疏散到那里。他窗前有新栽的树，有朝阳，树干笔直。他对我说。如果他在这里度过一生，他就必须看着这棵小树成长。
图16:父亲根据工作单位被下放到山西程的家里，1970年被拍摄了。
1976年，文革结束。第二年，父亲复归了。我打算在文革合格后，通过第一个研究生和留学生，去国外。父亲解放后，再次被重用，但是“高饶事件”没有解决，成为党内唯一的悬案，父亲得不到“正名”。他对我说，如果没有压力的话就“飞得满天”。他详细地问了我在国外能做什么，怎么做才好，然后郑重地说，只有在中国，他才能真正做什么。父亲出生贫穷，经历过波折，从普通平民的立场上发现了问题。他因为没有被框框所束缚，所以能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具有不同一般人的胸怀和眼光。
图17:马洪、胡耀邦等中南海（1978年）
1980年代，父亲前后在中央写书表明态度，强调只要计划经济做，中国的生产力就不会解放，经济不能起飞。同时，主持《山西能源调查》、《上海宏计划》、《2000中国》等国家重大发展项目，继续撰写《企业自主权扩大》、《论社会主义》、《论商品经济》、《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文章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在政策上和理论上都做出了贡献。我这里不说多余的话。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的现代经济改革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并称之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
图18：父亲中南海办公室、1982年
1987年，父亲和人大代表团访美，我在美国工作去华盛顿看了他。同行的途中，有辆车出了故障，有几个人在路边停车帮忙。父亲问我，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还是偶然发生。我回答：在美国，帮助别人常常有开心的事。父亲对事物的观察敏锐而细致，在外国的道德民风中也是如此。
图19:创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左3），薛暮桥（左4）等，中南海紫光阁，1985年
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见到印度贵宾之前，和参加记者会的父亲单独谈话。在这期间，邓小平，他和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
到了1984年和1988年，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过热，出现了通货膨胀。父亲的力量主在1984年通过了他的意见，冷却和压缩，使时局稳定下来。1988年，基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父亲的同样的建议没能被接受。这对以后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平是父亲延安马列学院结下的挚友。宋平从前，父亲的脸很白，我们经常在延河游泳。有一次，赶上洪水，被洪水冲走，变成了红色的脸。父亲在“高饶事件”很难落榜后，宋平是维持和父亲交往的极少数老同志。文革中，父亲还没有解放，但是在相互信赖和理解的基础上，两个人成了家人。后来闹得天翻地覆，双方渐渐不来往了。
几年前，我和爸爸沿着北河经过，那时北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改变面貌。他指着小食堂的门说。“刚来北京建立计划委员会的时候，宋平我们上了夜班，经常去那里吃宵夜。”然后父亲住院了，有一天半夜醒来，对医生和护士们说。“我想和宋平说话，所以有几个问题必须和他商量。”爸爸，我知道你不说，心里有时想念着旧。
图20：父母在北京，1980年代初
父亲晚年久病，但始终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3年前，我们家人从美国回来探病了。他预言我们2、30年后，中国会以国民生产总值追赶上了美国。之后我去探望了他，他思潮沸腾了。在护士的支持下，他兴奋地开玩笑说，要从宏观角度出发，理论上进一步探索中国和第三世界如何走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我回来了，看到人民意气风发、国家繁荣，联想爸爸和其他几个不在人世的前辈，冲锋陷阵，披荆斩棘，创业困难，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他们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
据家人说，在爸爸还留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北京是一个风雨交加、雷电交加、肃清寒秋的罕见天气。他死后，北京被雾气笼罩了十几天。11月7日的追悼会上，除了亲友之外，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也应该会到达。胡锦涛主席对我们的孩子们说。“马洪同志是个起不来的人，我个人崇拜他。他一生波澜万丈，我们纪念他。”葬礼后，北京云散，我家在万寿路院里，天上地下，喜鹊随处可见。我虽然不是迷信，但希望是父亲和他所爱的祖国带来的吉兆祥宁。
图21:我和父亲在北太平庄4号院、北京、1986年初拍了照片。